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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莫言，原名管谟业，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。获奖理由：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、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莫言的作品至少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。

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

大江：距《红高粱》时隔十二年之后，你又拍了《幸福时光》，也是莫言的小说改编的，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的呢？

张艺谋：其实我是一直在期待着合作。我发现莫言的作品有了很明显的改变，这跟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关，从最早写人的传奇，家乡的故事，慢慢到写身边的事情，恰恰我也想拍身边的小人物。

后来看到《师傅越来越幽默》，那是在《收获》上，我一看标题就觉得特别好玩，一看是莫言写的，我就把它搁起来准备重点阅读。到了晚上，一口气读完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也能代表时代的变化，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改编。

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份电影里表现不好。他的故事里的人物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劳动模范，到了新的时代，他的观念，生活甚至生存，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，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幽默很荒诞的故事。但电影中这个人物只能改，不能是劳动模范，所以只能是退休的职工。

其实我们也是力图保持作品的戏剧性去折射时代的改变，让我们的目光始终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。但最后我是觉得《幸福时光》传达的他的那种东西太少了。现实题材的限制比较大，没有像《红高粱》那样得到他太多的“真传”。

大江：《幸福时光》的电影怎么样？莫言你看了吗？

莫言：我看了。我与艺谋有同感。有句话说，艺术家是带着镣铐跳舞，他的镣铐沉重。我的原小说写的是一个劳模要退休了却突然下岗了，那他整个人落到了一个不尴不尬被晾起来的境地，这才由此产生一系列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。人物的身份换了以后，就面临着再创作的巨大困难。

而且小说中在汽车壳子里所发生的故事又涉及到一点性的问题，在电影里也是不太好表现的。假如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的话，就是这个题材本身就富有挑战性，而张艺谋非要拍，结果就遭遇了很多障碍。绕来绕去，他心里很多想的东西只能是曲曲折折地表现出来。这与《红高粱》的直接“吼”出来不同。

当然我看了以后，有的地方我还可以会意，但观众看了以后就会忘了我们原来创作的初衷。

我想任何一个大导演或者一个作家，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不能说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样整齐，肯定有起伏，这种起起伏伏我觉得是一个作家向高处攀登的表现，为了上更好的山头，我可能要故意向下落一点。

张艺谋：你是说我们是故意往下落（笑）。传神的，写意地表达一种精神还是《红高粱》来的痛快。我发现古代题材在处理社会环境方面就容易得多，比如我最近拍的武侠题材。但是，我们还是有很多行动去直接反映现实生活。

越来越少的读者与观众

大江：你们说八十年代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，进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这对文学艺术有什么影响？

莫言：应该说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热闹是不正常的，因为经过“文革”十年空白，刚刚进入改革开放，八十年代初的作家还不成熟；到了一九八五年，一九八六年，情景就大不一样了，涌现出一大批力作，老百姓期待作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；进入九十年代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老百姓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台彩电还值不了一条好烟，各种艺术门类，各种娱乐方式，VCD，盗版碟，人们打发业余时间的方式太多了，导致小说，诗歌的读者减少，电影观众的减少。

张艺谋：我跟莫言一样很怀念八十年代。我的看法是好像我们人类有一个通病，在结束了一场灾难之后，特别愿意思考，中国的十年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日本的二战结束后，包括欧洲，美国，在之后的一段时期，可能是艺术特别有质量的时期，每个人都很开心，渴望了解其中的情况。现在是和平时期，出了那么多大师的日本电影现在也不行。和平时代丰衣足食，娱乐和消费成为主流，严肃的艺术就失去了观众，剩下的就是好莱坞的流行。

在这个时代，做导演比作文学家幸运。因为电影里还有一个片种是娱乐片，比如我现在拍的武侠片《英雄》，当然我也要讲求艺术性，但也只是一个动作片的包装而已；而做一个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，致力于创作有深度的作品，读者就会越来越少。

莫言：中国就剩下一个读者，那就是张艺谋（笑）

张艺谋：没人读你们小说了，你可以随便写。比我们自由多了。（大笑）

大江：我也是一个读者不多的作家，七十年代有过一批读者，三十年过去了，还是没有太多，所以我也很自由，愿意写什么写什么。

张艺谋：我觉得我当不了作家。我所有的电影都是由小说改编的。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放一张白纸，或摆台电脑在面前，让我从零开始。所以，我很佩服作家，他怎么就能写出这么多故事来呢？

莫言：还是张艺谋了不起，能把我们的白纸黑字变成一部电影。太麻烦了！确实是对小说的再提高。中国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之所以还能够写，是因为至少还有个张艺谋。你要不当导演，就又有一半人不写作了。（笑）

张艺谋：不会。

大江：如果说张艺谋不当作家有人后悔的话，那肯定只有张艺谋一个人；但他要是不当导演，更多的人不答应，包括莫言和我，包括很多观众。所以你没当作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

作家自由与导演无奈

大江:刚才听到二位的谈话收获比较大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生活在目前的中国，你们通过作品最想表达的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是电视编导安排的，我不想问，因为在日本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，我没法回答，我只是说：我刚刚写完的作品就是我想要表达的，你抽象地让我回答，我回答不出来。所以这个问题我不问你们，但是如果你们就这个问题有兴趣回答，我们的录像带很长，你们可以随便说说。

张艺谋：那我就浪费一段吧。其实我总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，我有时候也冠冕堂皇地说，最关心的是人，听起来挺深刻挺高雅。其实我自己没有很认真的去问过自己，你到底想弄什么？我有点像逛商店，不知道想买什么时，突然被一个东西打动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。

有时候很可能是一种视觉的东西在吸引我，对我来说就是颜色，对！颜色。我对视觉的东西很敏感，很迷恋的，很希望莫言能再写一个特别有颜色的作品，我就会觉得很兴奋。

莫言：一个作家有时候实际上做不了自己的主，本来今天想写一个反腐败题材，明天突然对另一个题材发生了兴趣。有很多小说写一半就放下了，放下后永远捡不起来了，我最近有两个长篇的开头最后都做了中篇处理。

当时觉得很兴奋，写了三五万字，突然又觉得灵感全无。在今后的创作中这种情况肯定还会出现。从某种意义上，我是跟着感觉走。
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不管你写什么，都要成为原创性的，唯一的。别人做过的，你就不能用同样的腔调重复。最好是别人没写过，用的也是自己没有用过的手法。

但这是非常困难的。不过再困难也要有自己追求的目标，哪怕实现了百分之三十，这部作品就非常好。

张艺谋：这点也太自由了，你可以写一半搁那儿，不写了。我们有时候准备拍了，剧本弄好了，班子搭好了，突然找不到感觉了，就觉得真没劲，但又非干不可，还得挺着，在整个创作人员面前装作胸有成竹，充满信心，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你。你已经觉得肯定拍不好了，因为你没有激情。这就是导演与你们作家的区别，完全身不由己。

莫言：我写不下去还可以撕掉。

张艺谋：你多方便。

大江：我还是没有莫言这种情况，我一旦写起来就会把这部作品写完，我的习惯是重复，不满意的地方改，往短里改，一般改六次，就达到我基本上想要的程度。我这样说，张导演可能有些失望。因为他刚说小说家可以随便扔。

张艺谋：碰上一个不扔的作家。（众笑）

正如世界著名币章大师罗永辉先生设计的那样，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蹴而就，需要一步一步的累积直至文学的巅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