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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二月十日下午三点，大江健三郎，莫言与张艺谋坐在了一起，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时候。分别作为《红高粱》的原作者和导演的莫言，张艺谋，想必读者已经十分熟悉了。所以。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大江健三郎先生，尽管他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高于前两位。

大江健三郎先生

是日本当今文坛举足轻重的“先锋派”代表作家，一九九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其代表作有小说《个人的体验》《万延元年的足球》等。

大江先生早在一九六O年就到过中国，曾受到过毛泽东，陈毅等人的接见；二OOO年他再次来到中国，与王蒙，莫言等中国作家进行交流；大江先生此行中国是专程为莫言而来，日本NHK电视台为完成“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”人物专题报道，邀请大江先生作为采访者，跟随莫言在春节期间到山东高密度过传统的中国年，以体会莫言故乡现实与虚构的关系。

与张艺谋的访谈是此次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作为跟踪报道此行的唯一的国内媒体，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系列文章，以第一手的详细记载和见证两位作家之间意义非常的精神交流。

难以重复的《红高粱》

大江健三郎（以下简称大江）：我一共看了三次《红高粱》。

第一次是伊丹十三（注：日本著名导演，已去世）介绍我看的，他说大陆和台湾在在政治体制上不一样，观念也不一样，但现在出现了一部电影，在大陆和台湾反响都非常强烈，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？

他让我和他一起看，让我回答这个问题。看完后我说，因为这是一个中囯导演拍的片子。然后我还反过来问，你问什么拍不出这么优秀的电影。伊丹回答因为我是一个日本人，不是中国人。

第二次是在柏林。当时我在新柏林的自由大学当客座教授，带着四十个学生去看着这部电影，因为您的电影在获柏林金熊奬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在柏林放映。看完后我还就莫言先生的原作和电影进行比较，给学生上了一堂课。

    我的班里有个特别漂亮可爱的女学生，在我介绍了小说以后，她就问，小说里有一个情节说女主人公回家和她爸爸打架，气的不吃饭，把碗给扔了，这在电影里都没有，是不是张艺谋导演有这样的倾向：不太推崇女性主义或女性的强权，而是愿意将其描写得更听话一些。

当时我还无法回答这一问题。这还想问问你，而且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到柏林去替我回答这一问题。

    第三次是自己看的。我找了一个录像带，反复地看了，之后，我发现一个细节，也许二位都没有注意到。

    电影中日本军队打过来以后，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了残酷的镇压，这是我看过的描写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罪行描写的最有水平的，是用艺术的手法去体现，所以我非常佩服。

当时这个场面中的日本兵说的是日语。中国可能不太注意，但日本人能听出来，那都是些战争的话-----“把他杀了”“打他”“开枪”等。但其中夹杂着这样一句话，翻成中文就是，“这可真荒诞!”这句话让一个日本人用纯正的日语说出来，对当时的日本军队所做的一切真是一种绝好的讽刺。

    另外这部电影中的一些表现手法我也特别佩服，像高粱地的拍摄，还有女主人公穿的鞋和她非常纤细非常温柔的脚，通过画面都可以感受到，后来我又看了一遍莫言的书，我认为比较理解张艺谋这个导演了。

    请问张艺谋导演，你拍摄莫言的小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呢？

    张艺谋：当时我还是摄影师，我想改做导演，一直在找戏，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推荐我看了小说，看完后就特别被吸引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书面对色彩的描述。电影里面的色彩小说理都写出来了，那是一种非常写意的感觉。

    同时因为我也是北方人，与莫言一样有着特别典型的北方人性格，很喜欢故事编的很豪迈，很壮阔。人和人之间的行为都非常有力量，故事也非常有力量，这特别吸引我。

    于是我就联系莫言。那时候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之间都还不了解，我因为拍《老井》在农村体验生活回来。后来听莫言说他当时也根本都不了解我，好多人找他要脚本，他自己后来的跟记者说他当时看到我像个生产队的队长，几把版权给了我。（记者补记：后来莫言描述当时的情景是，张艺谋光着一只脚，手上提着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鞋带的鞋子。一进楼道就高喊“莫言”。）

    莫言：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像个农民作家，农民作家肯定信赖农民导演，都是农民兄弟，我找一个工人，知识分子可能他还导不了。

    张艺谋：很有意思的是，从那时候起我还真是长期被人叫做农民导演。

后来看到他写的《红高粱》系列，一共五部，我感觉电影拍出来以后，远远没有把小说里面很丰富的东西表现出来，非常遗憾。其实我们再怎么做，很难达到小说的震撼力。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描写。

     到现在为止很多的中国观众还认为《红高粱》是我最好的作品，这应该归于小说的水平高，虽然我们改了很多故事情节，但电影中的神韵以及生命力释放出来的感觉，完全是小说提供的。说起来也很奇怪，从拍完《红高粱》至今，我的电影再没有表现过那样张扬的生命力。我想要重复也重复不了。

从对方那里获得灵感

    大江：我想问莫言先生，反过来你从张艺谋的电影中有没有得到什么启示？对自己的小说有什么新的发现？

    莫言：当然有。任何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其他的艺术样式，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艺术。一部长篇几十万字，改成电影或话剧，时间长度是有限的，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，情节全部利用起来，只能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把它发扬光大，进行特别的强调。

    《红高粱》电影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，把我小说中最下力气的部分提取了出来。真是从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。

    我不是鲁迅，也不是茅盾，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。改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。我的小说无非是给你提供了一点材料，引起了你的兴趣，激发了你创作的欲望。添加情节，添加人物，导演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按照他的激情去发挥。

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，小说写完以后，除了文学圈也没什么人知道，但当一九八八年春天过后，我回北京，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好多人在高声大唱“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”，我才感到电影确实是不得了。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。

    大江：我读了莫言的作品以后，受到了很大的感染，他的文学表现手法，对生命的描述，使我获得了很多新鲜的东西。我想今后从莫言的文学里找点灵感写点更好的东西。

    莫言：这是互相之间做老师的事，我读你的《小说的方法》，每读两行我就要想半天，我想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顺着同样的思路发展下去，发展成一篇小说。比如你引用了《圣经.约伯记》里的那句话，“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”，你说这是你的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准则，这太有意思了。

    我们做电影也好，搞文学也好，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，我是唯一一个报信者，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，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，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和小说家，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，唯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。

    说不说是我的问题，信不信是你的问题。拍不拍是你的问题，看不看是他的问题。但我要按我的想法来说，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，只剩下一个观众，我也要用这种唯一的报信方式来向他说。